政治家周恩來的獨特之處

原標題:政治家周恩來的獨特之處
作者:章百家   發布時間: 2019-08-19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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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首屆亞非會議。

周恩來是令人敬仰的歷史人物,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巨大貢獻。新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周恩來詞條的概括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締造者之一。”這個概括與此前的一些概括相比有所變化。如周恩來逝世時悼詞中對他的概括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兩者相比,其中重要的變化是加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并在“無產階級革命家”之后加上了“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

周恩來這樣的人物在中國、在世界都很少見

什么是政治家?我們很少會去思考這個問題。一般是指那些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涌現出來的具有一定政治遠見和政治才干,掌握政黨或國家的權力,并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影響作用的領導人物。了解周恩來生平的人知道,他在革命戰爭年代就稱得上是中國政壇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又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公認的政治家,而不僅僅是外交家。這樣的人物在中國、在世界都很少見。

第一,政治家是一定階級或政治勢力的代表。周恩來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新中國的總理。這是他作為政治勢力代表的基本身份。他一生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場合,他的身份有所變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進行了長期談判,與各民主黨派協商合作,與蘇共和共產國際協調關系,與外國人接觸,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是國家的主要管理者,作為國家的代表,參加了大量的外交談判,參與了國際事務的處理。

第二,政治家必須身處政治活動的中心,掌握重要的政治權力,是事關全局的政治決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政治家是領導者,而不是被支配著從事和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人。關于這一點無須多說。周恩來是中共創立時期的黨員,旅歐返國后不久就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層,此后從未離開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共和國總理直至辭世。雖然周恩來從未擔任過黨的最高領導人,但重大決策他大都參與其中。在某些方面、某些工作中,他可以說是最主要的決策者。

第三,政治家是政治系統的協調者和組織者。作為政治權力的核心,政治家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以實現自己的目標和政策。對共產黨人來說,就是要實現黨的目標和貫徹黨的政策。在這個方面,周恩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事實上,自大革命后期起,中共黨內歷任的一把手,都離不開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我們常說,沒有武裝斗爭,中國革命不會勝利;同時我們不能忘記,沒有統一戰線,中國革命也不會勝利。在中國,國共兩黨都是少數,在國共斗爭中究竟誰能勝出,很大程度取決于中間力量倒向哪一方。由此可見,周恩來領導的統一戰線工作對中國革命貢獻不可低估。毛澤東把統一戰線列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首,就很好地說明了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此外,還有另一個方面不能忘記,即周恩來領導的黨的隱蔽戰線所作的貢獻。

簡而言之,周恩來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家。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為中國以大國身份登上國際舞臺、為國際政治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于周恩來政治生涯的著述不少,但綜合性的論述很少,深刻的評論幾乎罕見

在中共黨史人物研究中,從數量上看,對周恩來的研究是名列前茅的,內容涉及革命、政治、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其中,關于周恩來的革命、外交和軍事生涯的著述較多,而且不乏綜合性的論述;關于周恩來政治生涯的著述也不少,但絕大多數涉及的是具體事件、某個方面的工作,綜合性的論述很少,深刻的評論幾乎罕見。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個方面。第一,作為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包羅萬象。自青少年時代起,周恩來便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在他的事業生涯中,政治無所不在。第二,周恩來的個人經歷與黨和國家的歷史密不可分,他身處的地位不僅關鍵而且時常很微妙。這使得做出客觀、準確、全面的記述和評價都很不容易。第三,政治是影響周恩來喜、怒、哀、樂最重要的因素,政治也使得周恩來的內心世界極其復雜。這種復雜性遠遠超出常人的想象,很難為常人所理解。

政治家周恩來有四點獨特之處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可以被稱為政治家的,有許多共性。例如,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奉獻精神,能夠理論聯系實際,善于做群眾工作,等等。作為政治家,周恩來有哪些獨特之處?可概括為四點:

第一,顧全大局,深明大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周恩來曾有機會成為黨的最高領導者,但他認為自己并非帥才,而全力支持毛澤東做黨的領袖。另一個例子是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關于1921年參加在歐洲成立的少年共產黨黨員的黨齡應從何時算起,有些爭論,此事涉及到這些人是否應作為黨的創建者。為使七大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會,周恩來主動表示,他的黨齡從1922年算起,從而平息了這一爭論。

第二,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并在道德方面高度自律。在工作方面,他對部下要求嚴格,對自己要求更嚴格;部下犯錯誤,他會批評教育,同時自己也承擔責任。這種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事例很多。在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始終保持著道德上的高度自律。他的這種作風影響了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很多人。

第三,能忍辱負重,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在艱難時刻,如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共黨內意見最為分歧的時期,特別是后來的“文革”時期,周恩來都是維系黨的團結、國家團結的支柱,同時也是保持黨和國家工作運轉的核心。事實上,每一個政治家都會有難言之隱,其功過是非總由后人評說。政治家處理問題,做出抉擇,往往不同于常人的設想。尤其在危難關頭,他們常常是在壞與更壞之間作選擇,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周恩來內心的磨礪,內心的強大都是人們難以想見的。

很多人認為,周恩來善于委曲求全。我想,即便如此,他也絕非是為個人的聲譽,而是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著想。他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保護了一批正直有能力的干部。此后發生的歷史轉折,表明了周恩來這樣做的價值,也體現了他的意愿。

第四,教養和魅力兼備,具有仁愛之心,善解人意,大愛為民。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和領導人很多都具有人格魅力,但各有不同。我認為,周恩來的魅力與他的教養分不開,而他的教養突出表現在對于他人的尊重和關懷,無論是對外國政要,還是對普通百姓。在許多外國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國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熏陶的領導人。而與周恩來有過接觸和交往的人,無論是干部還是普通群眾,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對別人發自內心的關愛。這種愛是無言的,但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個偉大的革命時代,但我們很少去思考革命、道德與人性之間的關系。而周恩來恰恰能在這個方面給我們以啟示。他一生經歷了那么多冷酷無情的斗爭,卻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仍能保持人性的常識,始終富有人情味。我以為,在周恩來身上所體現的人性的光輝是跨越時空的。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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