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譯生涯

作者:侯貴信   發布時間: 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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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語結緣

在將近73年的人生歲月中,我學習、研究法語,從事中法互譯,特別是中譯法,如今算起來已經整整55個年頭了。我學習法語純屬偶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不久,我跟隨父母來到北京,一年后又遷到天津塘沽。剛剛解放的天津,處處可以見到戰爭的創傷,戰爭的破壞對我幼小的心靈產生極大震撼,至今仍然不能忘記當時看到的一幕幕情景。但是,解放了,一切都在好起來,我就在這樣一個工人和革命家庭中度過了愉快的童年。

1957年,我考上天津著名的撫輪中學高中部。這是1918年建校、有著悠久歷史的一所老學校,當時稱天津鐵路中學,現又恢復了舊名撫輪中學。因為喜歡文科,我的理想是當一名作家或哲學家,報考北大或人大;卻沒有想過自己會和外語結緣。1960年高中畢業后,我被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大學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準備一年后赴蘇聯留學。但是由于中蘇關系變化,我們三百多人都沒有能夠出國。我被分配到了法語系學習,從此我的命運與法語緊緊聯系在一起。

當時正值我國三年困難時期,我人生第一次遇到了生活困難,主要是飯只能吃多半飽,缺乏必要的營養,而學習上的壓力又相當大。可以說,我是在克服很多困難的情況下,出色地完成學業的。

1965年2月,因工作需要,我提前半年畢業,被組織派往非洲馬里,擔任我國援建馬里電影院專家組的翻譯,開始了我的翻譯和外交生涯。馬里是一個氣候十分炎熱的西非干旱內陸國家,屬于艱苦地區。不過,我當時的想法和感覺可能和現在的年輕人完全不同。在學校學習還沒有結業,就被提前派出國工作,這是組織對自己的極大信任。所以,當時根本沒有工作條件艱苦的絲毫想法和概念,只有要全心全意、盡心盡力做好工作,不辜負組織信任的決心。在馬里的6個月時間里,一直精神飽滿,心情愉快,順利圓滿完成了任務。

其實,我第一次做翻譯還要更早一些,那是1964年9月底,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5周年,中國政府邀請了10多位外國國家領導人參加慶典活動。因為工作需要,我作為在校學生被臨時抽調參加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的弟弟阿卜杜勒親王的接待工作。我的任務當然只是一般事務性的翻譯,但令我終生難忘的是,10月2日晚,我有幸陪同代表團觀看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的首場演出,平生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兩國關系迅速升溫。根據協議,1964和1965連續兩年,法國政府每年接受100多名中國留學生和進修生赴法學習。就這樣,1965年10月我自馬里回國后一個月,即作為第二批大學畢業進修生被派往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進修法語。

翻譯的苦與樂

1970年4月,在廣東牛田洋軍墾農場勞動鍛煉一年零四個月后,我被調入外交部翻譯室,開始了真正意義的外交翻譯工作。

外交部翻譯室主要負責國家領導人和外交部領導會見外賓、出國訪問、參加國際會議,以及為外國領導人來訪提供口譯和筆譯服務,同時也負責重要外交文件、文書的翻譯工作。有人說外交部翻譯室是翻譯的國家隊,這也許不是十分貼切的比喻,但翻譯室對于口、筆譯的要求的確十分嚴格。每個入室的翻譯都要經過一段嚴格的口、筆譯基本功,包括打字的培訓(當時是手動打字機)。在翻譯室嚴格要求下,在法語翻譯前輩余德全、里景化等人一絲不茍的具體指導、幫助下,我的業務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在兩三年后,開始擔負起越來越多、越來越重的口、筆譯任務。這期間,我克服種種困難,全身心投入,樂于承擔各種工作,把每一項口、筆譯都視為鍛煉、提高自己的好機會。

1971年6月,我有幸參加了《人民日報》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專題社論的翻譯工作。在這個約10人組成的臨時翻譯班子里,我作為年輕翻譯,唯一任務就是打字。在近10天的時間里,我使用手動打字機,一遍又一遍地敲打初稿和定稿人的改稿。就這樣,這篇近7千字的文章,我至少打了3、4遍,使我的打字水平從此過關,成為翻譯室法文處當時打字速度最快、質量最好的人。

對于擔任口譯的年輕翻譯,遭受一些挫折是不可避免的。1972年12月,幾內亞總理貝阿沃吉訪華,我和同處一位同事被派擔任翻譯。雖然貝的非洲口音較重,但我為他翻譯并沒有感到很吃力,然而在一次座談翻譯時,貝阿沃吉突然提出更換翻譯,讓我感到十分難堪。1973年9月亞非拉兵乓球邀請賽期間,我被派參加后臺筆譯班子的工作。但是,突然一天領導通知說,葉劍英代表中國政府將在人民大會堂為各國代表團舉行歡迎國宴,由我擔任即席翻譯。應該說這并不是太難的任務,葉劍英發表簡短祝酒詞,講話很短,大概只有7、8句話。但是不知為什么,或許是因為場面很大,我從一上臺開始就十分緊張,幾句很一般的話也沒有翻譯好。這兩次挫折對我觸動很大,促使我在翻譯素質和語言功底兩方面狠下功夫,努力全面提高口譯水平。

當然,也有比較成功的例子。1971年在歡迎扎伊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蒙博托的宴會上,我負責讀講話稿,周總理給了我充分的肯定和鼓勵。后來,在華國鋒擔任副總理、總理和主席期間,我多次為他擔任口譯,其中兩次受到表揚。

從1970年到1978年底的8年時間里,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我為當時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都做過翻譯,包括周恩來、朱德、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等。

我忘不了1970年4、5月間,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在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發動政變被推翻后來到北京,我們法文處為中國政府接待西哈努克提供翻譯服務,度過了許多個不眠之夜。

我忘不了1972年周總理會見布隆迪駐華大使時的情景,他對布隆迪與鄰國盧旺達的邊界和民族爭端循循善誘,耐心細致地做勸說工作,希望他們友好協商解決問題,不要訴諸武力。周總理的和藹可親,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對年輕翻譯的關心讓我至今歷歷在目。他考慮、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謙遜謹慎的態度和待人處事的作風,對我一生產生影響。

我忘不了1973年9月11日,一個北京秋高氣爽的好日子,法國總統蓬皮杜抵達北京機場,周恩來總理前往歡迎的情景,以及我為他在北京、大同和上海等地擔任參觀訪問翻譯的往事。

我更忘不了1976年7月27日晚,華國鋒主席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招待外賓后,又接見來訪客人,當我做完翻譯回到家里,已經是深夜12點。因為那天勞累及天氣悶熱,我一直不能入睡,直至28日凌晨3時42分,發生唐山大地震,同時也撼動了北京。

1979年1月我被調到我駐法使館工作,擔任大使的秘書和翻譯。在4年半的時間里,我先后為三任大使韓克華、姚廣和曹克強擔任翻譯。在1600多個日日夜夜,每天早6點起床,幾乎不間歇地工作至深夜12時,閱報紙,做口譯,寫電報,起草講話稿、報告稿并譯成法文,跟隨大使或來訪領導人來往于法國各地。真真切切地體驗到擔任翻譯的難處和辛勞,深刻知道了翻譯的苦,苦中的樂和苦后的樂,體會到辛苦后完成任務的滿足感。從這時起,于我而言,擔任翻譯已經不只是一項工作,它逐漸變成了樂趣,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努力付出后必有收獲。此種高強度、大量的翻譯實踐,鍛煉提高了我的中、外文水平,在1983年9月回國重返外交部翻譯室法文處后,我翻譯生涯的第二階段開始了:負責外交文件的筆譯改、定稿工作,并在1984年8月和1990年5月先后被任命為法文處處長和翻譯室副主任。

1970年4月至1986年8月,在從事口譯工作的16年時間里,除了為國家領導人和外交部領導擔任會見、會談的翻譯外,我在國內共參加了10多起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接待工作,陪同趙紫陽、耿彪、陳慕華、田紀云、姬鵬飛等國家領導人出訪非洲、歐洲、美洲等近30個國家,與20多位總統或總理有過直接接觸,其中包括幾內亞總統杜爾,馬里總統特拉奧雷,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剛果總統恩古瓦比,加蓬總統邦戈,馬達加斯加總統拉齊拉卡,喀麥隆總統阿希喬,多哥總統埃亞德馬,乍得總統馬魯姆,吉布提總統古萊德,突尼斯總統布爾吉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法國總統蓬皮杜、德斯坦、希拉克、密特朗以及10多位法國政府總理。通過這些難得的工作機會,我從各級領導人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他們的工作作風和思想給我熏陶和啟迪,讓我明白了為人處世的道理,汲取了相當多的經驗,對我的人生和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使我受益終生。

以上主要回顧了從事口譯和中譯外文件翻譯的經歷。除此以外,我也想順便講一講我翻譯外國政論或文學作品的體會。要做到體現原作品的精髓,或者說做到譯著的神形兼備,我認為關鍵的因素是譯者的素質。我講的當然是綜合素質,包括政治立場(觀點)、政策水平、社會閱歷(經驗)、文化知識(知識修養)、語言功底(能力)、翻譯技巧等。概括地說,是“理解”和“表達”兩個問題,即對原作品的深刻理解和運用中文敘述、表達的問題。要想真正抓住所謂精髓,理解、吃透作者的思想,譯者如果沒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沒有豐富的知識修養是做不到的。另外必須強調一點,就是譯者一定要進入角色。演員演戲要進入角色,翻譯也是如此。翻譯要能夠站在作者的立場和角度上,去體會、理解作者的觀點和思想感情,把握作者的真實思想和意圖,抓住深層次含義。在此基礎上,才是把體會、理解到的東西用準確、生動、豐富乃至優美的中文表達出來。這后一點就是中文修養問題了。現在回想起來,在上個世紀80年代翻譯法國銀行家羅特希爾德的回憶錄《奮斗》時,由于自己的閱歷、經驗和知識等方面的局限,對作者的一些思想、感情可能認識、體會的還不夠深,不夠透,一些細微的東西可能沒有在譯文中表達出來。而2009年底至2010年初翻譯非盟主席讓?平(有一半中國血統的加蓬人)的《非洲之光》情況就有很大不同,隨著閱歷的增長和經驗的豐富,特別是對非洲情況的熟悉,翻譯起來感到比較順手,盡管由于中、法兩種語言的反差,有一些句子翻譯起來仍然有一定難度。

除了外交翻譯和業余文學翻譯外,我還于1993年1月和2000年7月,分別被任命為駐法國馬賽總領事(兼駐摩納哥總領事)和駐塞舌爾大使,以館長身份從事外交工作。這7年的外交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應該說是和我的外語水平密不可分的。我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經常與駐在國的官方和民間人士交談,深入細致了解情況,推動友好關系發展。親自用法語起草講話稿和報告稿,用法語直接解答對方提出的各種問題,極大地促進了雙方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加深了法國人和塞舌爾人對中國的認同。

翻譯路上不停歇

2002年底,我離開現職退休,但并沒有離開我熱愛的翻譯工作。相反,自此開始了我翻譯生涯的第三階段:為多家外事和翻譯單位服務,翻譯事業更上一層樓。2002年12月,我被授予“外交部外語專家”終身榮譽稱號,并自2002年11月至2011年底9年的時間,以外語專家身份,在外交部翻譯室返聘,擔任重要對外文件的翻譯定稿和年輕翻譯的培訓工作。2012年1月至今,在中央編譯局文獻部返聘,先后參加了《江澤民文選》、中共18大報告、《中共黨史》、兩會文件,以及《習近平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等文獻的翻譯工作。此外,我還應邀參加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國關鍵詞》等重要外宣圖書、欄目的翻譯定稿工作。除了參加黨政文件的翻譯,我還積極參加中國外文局考評中心負責組織的翻譯資格考試有關工作、北京市全民學外語活動有關工作,主持中國譯協中譯法研討會,有幸應邀擔任《2013年中國當代優秀作品國際翻譯大賽》法語評委會主任,同時應邀到北京、天津、廣西、河南等外語院校做翻譯講座。

回顧50多年的翻譯生涯,我因工作的需要跑遍了祖國除西藏和臺灣的各個省份,到了亞、非、歐、美四大洲約40個國家。從1970年至今45年余,我翻譯、審校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我國領導人的講話、著作譯文(具體數量已難以統計,應該在1500萬字以上),并且主要利用工作之余和退休后的時間翻譯出版了400多萬字的譯著并主編《漢法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綜合詞典》、《上海世博會用語詞典》、《漢法最新綜合實用詞典》等雙語詞典和其它工具書。先后獲得了外文局和中國譯協頒發的“翻譯事業特別貢獻獎”、“全國翻譯專業資格考試突出貢獻獎”等榮譽。

現在,到了73歲的年齡,仍然因為工作的需要,繼續為翻譯事業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在漫長歲月中,翻譯工作始終是高強度的腦力勞動,十分勞累辛苦,但在辛苦中我找到了樂趣。這幾十年,翻譯工作更多地給我帶來了快樂和幸福感、滿足感。我的生命已經和翻譯工作分不開了。翻譯就是幸福,就是滿足,這就是我對翻譯工作的理解。在今后的歲月,我會一如既往,繼續努力、拼搏。

(作者:外交部退休專家,中央編譯局文獻部法文處返聘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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