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出版及其對中國文化變革的影響

作者:何煦   發布時間: 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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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出版史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變遷史的重要內容,它折射出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與革新。研究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的編譯、出版、傳播對于理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向現代化科學形態轉型,把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歷程中的特殊地位,捍衛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引領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一、曲折的歷程與輝煌的成就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西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的新式印刷機械和鉛印技術,企圖通過文字“教化”并改變中國人。100多年來,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傳播歷經了從個別化、片段化、零散化的不成熟階段逐步走向專題化、全面化、系統化的繁盛階段,從單純理論層面的被動普及教育階段走向理論與實際有機結合,在實踐中創新發展理論,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永葆青春的高度自覺階段。這部專門史與中國近現代革命與建設的不同歷史時期相對應,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1.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啟蒙期

近代中國為拯救民族危難催生了“西學東漸”的大潮流,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日、法、蘇俄等渠道傳入中國的。這個時期刊登在報刊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大多是漢譯的經典著作片斷或短篇,如民鳴譯的《〈共產黨宣言〉1888年序言(英文版)》,施仁榮譯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當中的片段(含第1、2節和第3節部分內容);前者于1908年1月以《共產黨宣言序言》為題發表于《天義報》(日本東京),后者于1912年5月到7月以《理想社會主義與實行社會主義》為題發表于半月刊《新世界》(上海)。[1]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編譯出版事業帶來了重大發展契機。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國內的傳播也從自發轉向自覺。一批分布于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濟南的先進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譚平山、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鄧恩銘、惲代英、張太雷等擔當骨干和先鋒,積極廣泛開展馬克思主義宣傳和組織工作。其中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初期傳播階段貢獻突出,他是公認的最早引入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作為北大教授,他團結青年學子建立社團、開辟專欄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自1918年下半年起,他以文章或演講的形式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十月革命的勝利。受其影響,年輕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研討社會現實問題蔚然成風。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史中,《共產黨宣言》的早期傳播占據特殊地位,它的編譯出版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啟蒙意義重大。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起年青時因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經典,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時也曾提到《共產黨宣言》是自己進入馬克思主義殿堂的入門老師。1920年,應《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之約,精通多國語言的翻譯學家陳望道在陳獨秀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以日文本和英文本為藍本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該書的出版恰逢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籌建時期,它從思想、組織和理論上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做了重要準備。

2.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建黨初期(1921-1927):初盛期

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有組織、有計劃的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21年9月,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由時任中央宣傳局主任李達負責。同時中共在上海等地陸續成立了湖風書局、上海書店、華興書局等機構,這些書局和出版單位以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為己任,撰寫了許多馬列文章,發行了大量中共出版物。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掀起了第一次高潮,上海引領這一時代文化潮流,涌現出一大批文化出版機構如上海出版公司、上海雜志公司、亞東圖書館、晨光出版公司、光明書局等,它們編譯出版了不少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宣傳書刊,極大推動了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從出版物種類來看,當時漢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大多是摘譯本,如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節譯),列寧的《俄國現時經濟的地位》以及《資本論》中的有關篇章等。在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時期,黃埔軍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位突出,部分學校領導和政治教官如周恩來、聶榮臻、惲代英、肖楚女等優秀共產黨員,講授課程涉及俄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馬克思主義譯著在校內受到同學們的普遍歡迎,學員們通過學習這些課程和書刊,開始接觸、了解并信仰馬克思主義,黃埔軍校成為當時培養馬克思主義軍事人才的重要陣地。盡管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上述書刊的出版傳播被明令禁止,中共馬克思主義編譯出版事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但黨的地下出版機構和進步出版商仍冒著極大政治風險秘密進行著編譯出版活動。

3.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艱難期

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物質條件異常艱苦,卻絲毫沒有動搖共產黨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意志和決心。1933年9月,中央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江西瑞金成立,該研究會下設的編印部專門負責編輯、印刷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和革命宣傳資料。由于條件簡陋,大多書刊資料是用傳統技術印制如手刻、石印、油印,也有少量鉛印,印刷用紙均為紅軍自制的土造紙。這一時期,中央蘇區以中央出版局的名義印刷出版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三個國際》《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策略》,斯大林的《為列寧主義化而斗爭》《斯大林同志論反對派》《論布爾什維克中的幾個問題》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從類別上看,出版物以馬列主義文選類著作為主,既有摘譯本,也有一部分全譯本。

作為革命根據地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出版傳播事業在國統區也極為艱難地進行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資本論》的翻譯出版。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決心翻譯《資本論》,1924年回國擬定了一個《資本論》的“五年翻譯計劃”,這一計劃因商務印書館害怕承擔政治風險作罷;馬克思主義翻譯家陳啟修在大革命失敗后被迫流亡日本,以掌握五種外語的優勢,根據《資本論》的德文本和日文本進行翻譯,他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是該書中國最早的一個中文譯本;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留學蘇聯的潘冬舟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翻譯,由于叛徒的出賣,1935年在武昌犧牲;翻譯《資本論》的接力棒由侯外廬和王思華接過,之后是郭大力、王亞南,這里面蘊含著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2]

4.延安時期(1935-1948):發展期

紅軍長征到陜北,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鞏固以后,馬克思主義編譯出版工作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特別是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號召全黨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極大鼓舞了根據地黨員群眾的學習熱情,全國各地的先進知識分子以到延安、學馬列、踐行共產主義為人生理想,掀起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傳播的又一高潮。1938年5月,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在延安成立,在院長張聞天的直接領導下,馬列學院編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抗日戰爭參考叢書”《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由解放社出版發行,包括《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論叢》《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等10部重要著作;“抗日戰爭參考叢書”則由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發行,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爭與軍隊》《1870-1871普法戰爭》《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等多部軍事著作;此外,《列寧選集》出了18卷,《斯大林選集》出了5卷,出版上述著作的目的是為黨的主要領導干部及廣大黨員群眾系統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提供權威理論依據。毛澤東正是在這一時期寫出了諸多富有馬克思主義智慧的傳世名篇如《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較之前面三個階段,系列叢書和選集的編譯出版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更加全面、系統。[3]

5.新中國成立后至今:繁榮期

從1949年新中國創立初期開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進入到規模化、組織化、系統化、深入化的大繁榮、大發展階段。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建;1953年中央決定合并中央俄文編譯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譯室(隸屬中宣部),成立中央編譯局,專門從事馬、恩、列、斯著作的編譯。中央編譯局成立至今,已經有計劃地翻譯出版了“三大全集”和“三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漢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從1956年第1卷到1985年第50卷出版,歷時近30年,文稿約3200萬字。[4]該全集的第二版編譯出版工作已于1995年開始,目前已出版了23卷(計劃出版60卷)。《列寧全集》漢文版共出了2版,第二版被稱為“我國自行編輯、收錄文獻最全的一套《列寧全集》”,[5]該版本從1984年開始編譯,于1990年全部出版,共60卷。《斯大林全集》漢文版從1953年9月出版第1卷到1958年出齊第13卷,共計340.9萬字。“三大全集”出版后,中央編譯局在此基礎上編輯了“三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除了全集、選集外,為了方便學者們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某一個方面或某一問題的論述,馬、恩、列、斯的大批著作還出了多種版本的單行本,包括一些專題文集和專題言論匯編。新時期馬克思主義編譯和理論研究者們除了大量未完成的經典文本翻譯、考證、修訂工作外,還承擔著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與實踐成果向全世界介紹與宣傳的重要任務,這是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了解當代中國實際情況,認同中國的和平崛起,研究判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發展道路的重要依據。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面深入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編譯出版事業也將與時俱進,永不止步。

二、全局性的影響和根本性的變革

10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傳播給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帶來了全局性的影響和根本性的變革,它使中國人徹底擺脫了愚昧與落后,找到了實現文化現代化的路徑與方法。

1.優化并主導了中國文化發展格局

近代以來我國的文化發展格局中一共存在著三種基本文化形態:一是以儒、釋、道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二是以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三是五四運動前后開始傳播并發展迅猛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三種文化的強大影響力均依賴于其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發行、傳播,依賴于其重要思想的實際應用和現實反思。雖然三種文化的發展絕不是孤立而是緊密聯系的,但馬克思主義文化在三種文化的沖突、協調、互動中起到了引領主流、優化格局的關鍵作用。首先馬克思主義提倡建立良好的文化互動關系。辯證唯物主義告訴人們,應尊重各種文化的生存權利和價值,反對以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方式對待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現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其次,馬克思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文化建設中的主導地位。意識形態是文化建設的核心,價值體系和價值觀是意識形態的核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傳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創新推動了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刻認識,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并確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它們共同構筑了當代中國多元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繁榮昌盛的精神支柱,是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的動力與根基。

2.創立了中國最優秀的文化發展精神

文化發展精神是相對于文化發展的具體形式而言的,是指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深層結構,是先進文化本質理念的集中體現。[6]中華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證明,我們曾經擁有過豐富而優秀的文化發展精神,但在近代卻遭遇到了嚴峻的挑戰。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精神必須不斷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才能推動歷史進步。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傳播徹底革新了近現代中國傳統的文化發展精神,它以時代發展為背景,以傳統文化為根基,創立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精神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精神。前者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揚棄的基礎上歷經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艱苦斗爭形成的,里面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知灼見,如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為人民服務的人本精神、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無私奉獻的勞動精神、民主統一的團結精神等;后者發端于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建設時期,如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兼容并蓄的開放精神,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實踐精神等。這些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最優秀的文化發展精神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背后所呈現出的價值追求和實踐勇氣,它們是新時期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精神支柱和動力源泉。

3.變革了中國人傳統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

研究當今中國的主流話語體系不難發現,以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概念、詞匯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在國內傳播媒體當中,在學校老師的課堂教學當中,在老百姓茶余飯后的閑聊當中被廣泛使用,物質、意識、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矛盾、聯系、真理、實踐等詞匯的廣泛普及說明,在中國,從老百姓到社會精英,幾乎每個人在一生當中或多或少接觸和了解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觀點。這套耳熟能詳的話語體系是怎樣形成并廣為流傳的?一是歸功于百年來進步的翻譯家、理論家和愛國知識分子在黨領導下艱苦卓越的編譯出版工作;二是歸功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實踐。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傳播改變的不僅僅是語言和詞匯,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中國人科學化的哲學思維。中國人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譯本中首次接觸到了現代哲學、現代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知道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矛盾運動,學會了用全面、運動、聯系的辯證法來看待和分析問題;得益于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歷史發展問題的洞悉,中國人逐步從歷史循環論里跳出來,逐步從封建固步自封、愚昧落后的思想觀念中解放出來,懂得了革命與建設、歷史與現實,進步與落后、必然與偶然;理解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形態、階段、目標、任務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以唯物主義立場、方法、觀點拓寬人們考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思路和視野,以辯證的思維規則從方法論上不斷優化著人們的思想方法,幫助人們辨明真知,形成科學的思維加工機制。[7]

4.促進了當代中國思想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

當前,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切核心要素如科技、教育、文藝、出版、廣播、電視以及網絡傳媒等,均植根于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發展體系,共同構筑成當代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大到對中國歷史和國際政治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深刻理解,小到學校的學科設立、課程設置、文藝作品的創作、報紙雜志的編輯出版均能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潛移默化的支配地位。當代中國的基礎社會科學如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一級學科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早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當中的必修課。

如果說思想文化屬于文化建設的上層建筑,那么大眾文化則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馬克思主義著作當中的核心詞匯和思想理念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如影隨形,如許多節日名稱:國際勞動節、國際兒童節、國際婦女節;各種稱謂:黨員、同志、干部、群眾、共青團員、少先隊員;再如大量通用詞匯:實踐、真理、辯證分析、絕對性、兩面性、運動變化、普遍聯系,等等,大多都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后才逐漸形成的。應該說,沒有這些生活元素、文化符號、日常用語,我們的社會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和諧穩定,我們的生活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豐富多彩,這些東西在很大程度上植入到中華民族的基因當中,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融合,是當代中國人尋找民族歸屬感、國家歸屬感,激發愛國情感的重要來源。

參考文獻:

[1]胡為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百年翻譯與傳播[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3(2):14-16

[2]郭偉偉.不應遺忘的《資本論》翻譯者[N].北京日報,2012-05-14

[3][4]吳道弘.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出版五十年[K].中國出版年鑒,2001:315,367

[5]顧錦屏.馬列著作編譯工作的歷史、現狀及問題[G].俞可平等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第1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6]閆曉英.試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對文化變革的影響[J].理論界,2006[12]:15-17

[7]李鶴鳴.百年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中國化與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轉折--訪中共中央編譯局秘書長楊金海[J].上海黨史與黨建,2012(6):1-4

(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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